我们的叙述已经接近尾声。现在，读者可能会问自己从中有什么收获。应该提醒读者的是，我们所讨论的每一个主题，都有完整的专著可供查阅。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只考虑了浩瀚资料中的一小部分。不过，仅仅熟读一本书（不管其范围多么宽广）是从来不会把读者变成专家的。如果是单纯的阅读，即使读得再多，一个人对事物的理解力也是不会自动提高的。除了扩充见闻以外，还必须对涉及的各种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才行。这也是研究哲学史的一个理由，在我们处理每一个论题时，都会有专家提供如此齐备的详尽著作。
对于外行而言（实际上对学者也是如此），重要的是静下心来，不要草率行动，而要从宏观上把握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进行一种既不庞杂，也不过于沉迷于细节的考察。这种考察首先要经过独立思考。我们所作的并不是名词解释意义上的百科全书式阐述，无论对人还是对思想，都根据需要有所取舍。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提供普遍性思潮的概貌，同样，对历史背景资料也进行了严格的规划和精简。本书无意向读者讲述历史，而是要经常提醒读者不要忽略产生哲学观点的历史背景。另外，本书还强调了西方文化传统从古希腊到当代的连续性。
可能有人会问，在这样一本历史书中，我们为什么没有给通常所说的「东方智慧」留一席之地？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做出若干回答。首先，由于东西方两个世界的发展有一定的隔离，所以单独讲述西方思想是允许的。另外，这已经是一项足够艰难的工作。所以我们才会做出选择，将探讨的范围限于西方。不过还有另一个理由是你必须相信的，因为在某些十分关键的方面，西方的哲学传统有别于东方的心灵思辨。东方文明不像希腊文明那样，允许哲学运动与科学传统联袂发展。正是这一点赋予了希腊探索独特的视野，也正是这种双重性传统造就了西方文明。
理解这种特殊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在特定领域内进行的科学探索，与哲学并不是一回事，但哲学思考的源泉之一却是科学。通常，当我们考虑什么是科学的时候，就是在处理一个哲学问题；而对科学方法原则的研究，也就是一项哲学研究。哲学家们关注的一个永恒的问题，就是尝试用世界的普遍特征来解释它像什么。但是在这里，我们要审慎地说清楚：以科学的方式去描述事实，并不是哲学研究的一个恰当的目标。如果不尊重这一界限，系统的唯心主义者就会经常误入歧途。哲学所能提供的是对经验探索结果的一种考察方式，是把科学发现纳入某种秩序的一个框架。唯心主义者过去的尝试都没有越过界线，完全出于自己的适当限度之内。
同时，我们可以指出，一旦开始从事科学工作，我们就已经陷入了一种哲学的世界观。因为我们所说的常识，实际上就是有关事物本性的心照不宣的普遍性假设。唤起人们对这种情况的注意，这也许就是批判哲学的主要价值所在。不论如何，它并不是多余的，它提醒我们：不管科学理论可以使我们采取什么有利可图的行动，它们的目标都是要陈述世界上某种真实的东西。就像忘了数的用途是为了计算一样，那些认为理论不过是抽象形式体系的人，也会忘记了这一点。
探索的对象并不是我们的创造物。实际上，尽管出现了错误和幻觉，我们也确实还能够设法应付，并且常常感到难以觉察自己正在犯错。但是，使我们获得正确认识的，并不是某些信仰提供给我们的那种随意或内心的安宁。一个人可能会认为自己拥有无尽的财富，因为这种想法能给他带来某种满足感。虽然确实有人接受这种观点，但总的说来，银行经理和法庭并不赞同他们的看法。有时候，探索的结果是错误的话，那么至少需要有一个当事人，自然本身是不可能犯错的，因为它从不作任何表白。正是人阐述命题时才会犯错误。也许实用主义理论的一个动机就来自这一事实。因为如果错误是主观的（按照它与犯错者的联系来理解），而且谁也无法保证不犯错，那么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总也走不出主观见解的范围。然而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说错误总是不知不觉地出现，这是一回事；断定我们从未正确过，又是另一回事。如果我们所说的是事实，那么这个判断里就没有任何主观因素。对错误来说也同样如此，如果我是错的，那么我犯错就是一个关于认识世界的事实。重要的是强调公正探索的客观性和所追求真理的独立性。有些人坚持真理是某种可延伸的、主观的东西，但是他没有注意到：按照这一观点，探索就成了不可能的事了。另外，他们还错误地以为，探索者不可能只服从自己的好奇心，而完全忽视自己在发现中获得的利益。大多数研究并非如此，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但还是有一些例外。不能用实用主义概念来解释科学的历史。
对于那些源于主观主义偏见的力量无穷的幻觉来说，尊重客观真理很可能起到急刹车的防范作用，这就呈现出了哲学思辨的另一个主要动机。至此，我们谈到的只是科学及其运作的一般原则（也是哲学研究的一个对象）。但是，作为社会动物的人，却不光是对揭示世界感兴趣，在世界的范围内行动，这也是人的任务之一。科学考虑的是手段，我们在此讨论的却是目的。人之所以会面对伦理问题，主要是因为社会本性决定了这一点。科学能够告诉人实现某种目标的最佳方式，却不能告诉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目标。
关于伦理问题，我们已经了解了各种不同的伦理观。在柏拉图的思想中，伦理最终与科学走到了一起，善即知识。如果真实这样，当然令人鼓舞，但遗憾的是，柏拉图的观点过于乐观了。有时候，那些最有知识的人倒有可能把知识转变成罪恶。无论如何，不管一个人有多少知识，其知识本身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还有理性与意志的普遍性问题。如果我们否定了「两者有充分的余地达成一致」的看法，那么我们就只能像奥卡姆那样承认它们是彼此独立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它们完全没有联系。对于意志与激情来说，理智能够，也的确起到了制约和引导的作用；但严格地说，还是意志在选择目的。
这一事实产生了一项推论：我们无法对自己所追求的目标，或自己所采取的伦理原则进行科学的证明。要使论证得以进行下去，必须一开始就承认某些伦理前提。因此，人们可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在行动上也应该这样去维护自己所处的社会，或者去促进社会体系的某些变革。无论它有什么样的伦理前提，在这一基础上就有可能产生各种论证，以表明为什么要采取这样或那样的行动。有一个重点需要注意，如果没有一个含有「应该」的前提，就无法推导出一个告诉自己应该做什么的结论。
因此很明显，伦理要求可以因人而异。在伦理问题上，人们常常会有不同的意见，这也是很正常的事。随之而来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能不能找到一种具有一定程度普遍效力的伦理原则？不管怎样，伦理原则要想被人接受，就不能取决于某一个人。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存在着具有普遍范围的伦理原则，那么它就必须适用于整个人类社会。这并不等于「在所有的方面都人人平等」，如果硬说就是如此，将是愚蠢的，因为事实上两者并不一样。人们在机会、能力和其他许多方面都有差异，但是在伦理判断上，把他们归于某个特殊的群体是行不通的。比如，我们主张一个人应该诚实，这一伦理原则就不取决于当事人的身材、相貌和肤色。从这个意义上，伦理问题就产生了「兄弟般的关系」概念。这一观点首先在斯多葛派伦理学说中得到了清晰的阐述，而后又被基督教所采纳。
大多数文明生活原则都具有这样的伦理性质。我们无法用科学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随意对别人施加暴力是不对的。我觉得那样做似乎不对，还觉得自己的看法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至于为什么不对，我却没有把握提出充分的理由。这些难题还有待解决，也许在某个适当的时候，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但同时，对那些持有相反观点的人来说，这也暗示了他们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是否脱离了支持该看法的事实？这样，一条看似具有普遍性的伦理原则，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辩解罢了。
如前所述，尽管真正的伦理原则不会因人而异，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在各种总所周知的差别中，知识差别是一个特例，我指的不仅仅是见闻，而且包括可以清晰有力地表达的知识。苏格拉底认为知识倾向于与善一致；我们已经批判了这种理论的过于理性主义化。不过，有一个观点是绝不能忽略的：苏格拉底很坦率地承认，一个人所知道的，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总之，更重要的是人应该探求新知识。善就是公正超然的探索，这是源自毕达哥拉斯的一个伦理原则。自泰勒斯时代起，不受追求者控制的真理探索，就一直是科学运动的伦理推动力。必须承认的是，这确实没有触及滥用发明成果所引起的伦理问题。不过，尽管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但如果把这些完全不同的论点糅在一起，却也不利于我们理解这些问题。
因此，探索者要承担其一项双重性任务。一方面，尽力探求他的独立研究对象，这正是他的使命，无论结果令人欣慰还是烦恼，他都必须这么做，正如伦理原则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一样，探索结果也不一定会顾及我们的感情；另一方面，从伦理角度看，还有一个把探索结果转化为善行的问题。
最后的问题是，应该如何理解真理是一件善事这个伦理原则。显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从事科学探索的能力，但也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犹豫不决，人必须思考，也必须行动。不过，有一件事却是人人都能做到的，那就是允许别人自由决定是否对自己不愿意怀疑的问题做出判断。这也就顺便说明了公正的探索与自由（可看做另一种善）相关的。在一个社会中，宽容是探索得以繁荣的一个先决条件。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是自由社会的强大推动力，只有这样，探索者才有可能在真理的引领下漫游。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能够对这一至关重要的善做出贡献，尽管这并不表示我们要对每一件事都持有相同的看法，但它可以保证不会人为地封闭任何探索之路。对于人来说，未经审验的生活，确实是不值得过的。[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