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哲学的出发点是如何适应无可奈何的现实。他发现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有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人只能无条件地随顺这种必然性。但庄子并不甘心于像一般命定论者那样仅仅安然顺命，庄子之所以为庄子的特点即在于他要在安命的基础上追求摆脱了一切烦恼的精神自由，即他的逍遥游。这是纯玄想的自由，这种自由不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利用，也不是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选择，不是通常的意志自由，而是个人心灵的超脱和自在。这也是人类的广义自由中的不可少的一种自由的形态。
庄子思想中最脍炙人口的就是他的「逍遥游」。「逍遥游」给我们展示了一幅恢宏奇异的画卷。庄子说：「予方将与造物者为人，厌，则又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壤之野。」（《庄子·应帝王》）即是说与世界的创造者为朋友，以轻虚之气为乘鸟，飞于六极之外、无何有之乡、旷远之野，这是多么大胆神奇的想象。庄子还说过：「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齐物论》）「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庄子·逍遥游》）此外还有「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庄子·应帝王》），「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庄子·齐物论》）。这些都表达了庄子所向往的人生理想境界。
那么，庄子究竟是在哪里游呢？所谓「六极」之外、「尘垢」之外、「四海」之外、无何有之乡究竟何所指呢？庄子真的要腾云驾雾飞上蓝天吗？或者他幻想进入蓬莱仙境吗？都不是的。庄子所说的「六极」之外、无何有之乡都是想象中的虚静世界。庄子的「逍遥游」其实是驰骋在自由想象的天地之中。
能够在想象的天地里自由驰骋的不是人的躯体，而只能是人自己的「心」，所以庄子的「逍遥游」也叫作「游心」。《人间世》说：「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游心」即心之游，「乘物」与「托不得已」都是要随顺外物，安于无可奈何的现实，「游心」与「养中」则是保持内心的自由与平和。此外，庄子说的「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于德之和」（《庄子·德充符》），「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庄子·应帝王》），也都说明庄子的「游」是「心游」。所谓逍遥游，是心灵在想象中自由翱翔。
庄子的精神自由除了逍遥游的体验之外，还有「与道为一」「与天地万物为一」的神秘体验。《大宗师》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南伯子葵问一个叫女偊的人：你年纪很大了，但脸色还像个孩子，是什么原因呢？女偊说：我闻「道」了。——南伯子葵又问：「道」可以学吗？女偊回答说：不行，你不是学道的人，……不过我还是告诉学道的方法吧。「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所谓「外」，实际就是忘，三天以后便忘却了天地的存在，七天以后就忘却了万物的存在，九天以后就忘却了自身的存在，这样就进入了一个新境界，如曙光初启，由黑暗骤睹光明，这就是所谓的「朝彻」。「朝彻」以后就能「见独」，即体验到独一无二的「道」的存在，自身与「道」融为一体。这样就进入了无古今、无生死的境界，得到了个人最高的自由。
此外，庄子还讲过「坐忘」和「心斋」。什么是坐忘？「墮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大宗师》）。「墮肢体」与「离形」即忘身，「黜聪明」与「去知」即「忘神」，简言之，坐忘就是物我双遣，形神俱忘，与道合一或曰宇宙万物合一（「同于大通」）。「外物」「坐忘」都要求精神的虚静，「心斋」则更明确地提出了精神虚静的问题。《人间世》说：「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无听之以耳」就是关闭感官，专注于内心的宁静；「无听之以心」就是排除一切思虑，以无一丝牵挂的「虚静」状态听任万物之自然。「心斋」的关键即一个「虚」字，「虚」即无思无虑。「心斋」就是要让精神超然于物外，保持绝对的安宁。
显然，庄子追求的不是现实生活中行动的自由，而是超脱现实的玄想的自由、内心的自在，在外人看来是一种神秘的体验。庄子为什么要在现实之外去寻求自由呢？这是因为他感到现实生活中充满了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必然，人们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真正的自由。庄子认为生活中充满了矛盾纠纷，人们相互勾心斗角，日夜不宁。每个人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陷入尔虞我诈的争斗之中，「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庄子·齐物论》）。这就是说，每个人一来到世上就陷入了盲目的必然性之中。
庄子对现实中的必然性有痛切的感受，但他没有找到恰当的概念来表达这种必然性，他借用了传统的「命」这个概念来表述现实生活中的必然性。他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庄子·大宗师》）死生有命，正如天有昼夜，是无可奈何的，万物之实情也是人所不能干预的。他还说：「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庄子·德充符》）生命之存亡、事业之穷达、品德之好坏，甚至饥渴、寒暑的交替变化都是无可奈何的「命」之流行，人们无法窥测其始终，也无法预料其顺逆。总之，一切都是「命」，「命」是人力无可奈何之事。
值得注意的是，庄子所说的「命」不同于传统宗教或迷信中的「命」，庄子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庄子·人间世》），安之若命的「若」字说明称「命」有一种比喻或假借的意义。庄子的学生说过：「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庄子·达生》）「命」只是一种不知道原因的外在的必然性。既然一切都是命之流行，既然一切都是无法改变的，那么就应该认识到现实的一切变化都「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庄子·德充符》），也就是不足以滑我之天和干扰心灵的宁静，这样就可以得到精神自由了。庄子把摆脱必然性束缚的方法叫做「悬解」，「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县解也」（《庄子·大宗师》）。这里的「县」即「悬」，悬解即解脱倒悬之苦，「安时而处顺」，即随顺自然。随顺自然就可以避免情绪的波动，获得精神的自由。注意，庄子的命常常与无可干预的白天黑夜、四季变化等自然现象相比拟，是不知原因、没有规律的，这与通常的命定论的命完全不同。或许我们可以说，庄子的命其实是一切无可奈何的既定境遇，并非任何外在的意志所决定，没有任何道德、宗教和政治的意味。
庄子的「自由」是「玄想式的自由」。庄子对必然性的态度是安然顺命，就此说来庄子顺命的自由观是逃避现实的，是消极的。但是我们从庄子思想的整体来看，如果我们把庄子的自由观放到人类争取自由的历史中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庄子的自由观还是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这就是他在承认客观必然性的同时积极追求自由，不能追求现实中的意志自由，仍然要追求超越现实的自由自在。这也是一种自由与必然的统一。他把自由的实现放在随顺外在的非意志的无可奈何的现实之上，鲜明地提出了在无可奈何的必然性面前如何实现自在自由的问题，这不仅在中国思想史上是最早的，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相当突出的。[1][2]